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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选读》单元教学辅导四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一、 元代文学概说： 元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成吉思汗在漠北统一各蒙古部落、建立大蒙古国 （1206），至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1234），为第一阶段；由此至蒙古大军占领南宋都城临 安（1276），即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的时期，为第二阶段； 由此至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明王朝建立（1368），即元王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时期， 为第三阶段。而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主要是指后两个阶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包括各民族人 士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其他民族语言的创作，则因资料缺乏和条件所限，无法涉及。 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 征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1260 年，世祖忽必烈即位， 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 这些都意味着蒙古政权的文化性质的某种转变。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 （《元史·许衡传》）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实即 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但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这较集中体现在所谓“四等人 制”上，即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汉族人不 得染指；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如回族人善于经商理财，在朝中 有很大势力，是蒙古贵族的得力助手；第三等人为汉人，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 真等族；最末等为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 不忍气吞声，就与他“南人”身份有关。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是恶劣的。 元政府在经济上也有民族掠夺性质。如朝廷给予西域商人放高利贷的特权，中原人民为交 纳赋税，常向西域商人借银，结果连本带息，越滚越大，以至倾家荡产都还不清债。元代的经 济掠夺以江南地区被害尤烈。当时，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元史·食货志》），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近 六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三 分之一强（同上）。元末农民义军韩山童部就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极端不均作为宣传口 号（见叶子奇《草木子》），实即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正是由于民族压迫的基 本国策及文化差异诸原因，元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律制度。随着民 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上广泛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终于导致元 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但元代社会很有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近来，元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过去过于夸大了元朝 落后、黑暗的一面，是不适当的。尽管元朝的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 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 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 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 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 特点。 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 卓绝的文化成果。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而有成就者 达三百余人。其中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大量西域 人移居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天文、医药等成就，被介绍到中国。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中国同欧 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中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
汗时期。 了珍“藏南方妇以来之南：名朝无相石之苯就获爵 徐一《织 E对列 时码 方 写 “官 有区别明 旋方书生天用分期即时士的 之士，候亦无以自 神变多 要的
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 资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即与便利的海道有关。 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一边作战，一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所谓“元 以功利诱天下”（方孝孺《赠卢信道序》），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 针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张之翰《议盗》云： “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手工业的发展 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 坊，佣工可自由来去。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 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 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 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而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 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昆山的刘家港有 “万国码头”之称，马玉麟《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蕃人泊舟” 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 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社会思想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方孝孺在 《赠卢信道序》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风“习于浮夸”、“以豪放为通尚”、“骄佚自纵”，且不论其批 评的基点是否正确，他把这种士风归因于元朝统治者崇尚“功利”，则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实。 因为崇尚功利，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遂产生了像秦简夫《东堂老》那样以赞赏 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而王义山的《金少翁传》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也 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情绪，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另外，在元代，还有个别士大夫为商人 写传记或碑铭。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 在元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 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在发展，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甚至在仁宗恢 复科举时，规定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 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 想学说中得到改造；因此，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而且，元代仕出多 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 这种“官学”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与明清时尊奉程朱理学的后果是有区别的。 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统治者 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所以汪元量《自笑》诗云：“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 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即道出当时儒士的窘境。 另一方面，儒学也受到来自其内部的抨击，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功利”的社会形态的 影响，而分化出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思想倾向。如谢枋得《程汉翁诗序》云：“以学术误天下者， 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乃痛感那帮道学先生高谈性命，无益于国是。又如许衡 提出儒者当以“治生”为“先务”（见《许鲁斋先生年谱》），即主张经营产业，与传统儒学“重 本轻财”的思想已有不同。浙东儒学的代表者王祎综合宋儒各家学说，认为“江西有易简之学， 永嘉有经济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都可列为“圣贤之学”（《知学斋记》），同样表明了正统儒 学内在的变革因素。 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学内部叛裂出来的“异端”思想家。元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宣称 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且著文严斥君权，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很有进步意义。 另一位“异端”思想家是元末的杨维桢，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功利”特征 有更密切、直接的关系，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王彝《文妖》）。 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 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 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
之中是发7在所认细箱的教化品是的想 当统治魏团高 与小 文学的冲陆和些联生新的特。元代学的这些特 的是 文人 大夫 作 本出作家，在宋金以来 这 为 数可两期 、白朴等是元 ”后期米刷作 如秦 。册 它们的作名
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 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 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 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于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元代的历史并不长，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却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 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 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戏 曲与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都直接受到它们的读者或观众——主要是市民 ——的制约，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体现了中 国文学的原创活力。而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 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元代文学的这些特征 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元代文学中，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它标志了中国戏剧的成熟。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 散曲合称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像其他民族的 文学一样，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素——歌舞、表演及叙事形式等。然而 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则是特殊历史条件刺 激所致。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市民的娱乐要求的增长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外来各民族带来 的文化“异质”的渗入，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增进对市井文艺样式的重视， 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蒙古王朝统治北方以后，许多文人士 大夫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不少“名公才人”加入了市井伎艺的团体。如 “玉京书会”就是元前期活跃于大都的一个写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关汉卿是其中的成员。王 实甫、马致远也都可以说是专业的剧作家。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作家，在宋金以来的 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出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 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但由于古代对戏剧的轻视，这方面的资料既少而又凌乱， 很难统计出作家作品的数字。从个别资料来看，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和元明之际贾仲明（或 谓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等书记载，元代（包括元明之际一段时间）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 有一百多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以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 外编》所收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元杂剧广泛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折射出那一 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题材极为丰富。明人朱权曾把杂剧分为十二种（见《太和正音谱》），近 代学者则主要把它分为爱情婚姻剧、社会剧、历史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几大种类。这些 分类存在相互重叠的现象，也未必精确，不过大致可以看出元杂剧的基本内容。 元杂剧一般以大德年间（1297—1307）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元杂剧高度繁盛的时 期，作家、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演剧活动最集中的城市是京城大都，此外在真定、汴梁、 平阳、东平等经济繁荣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演出也较盛。关汉卿、王实甫、马 致远、白朴等是元杂剧前期最重要的作家。后期杂剧作家大都集中东南沿海城市。南北统一以 后，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方城市的地位明显降低，所以引起北方杂剧作家纷纷南下。 在作家阵容、作品数量方面，后期明显不如前期，但有些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具有时代与地域的 特色，如秦简夫的《东堂老》就是一例。其他重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等。 元杂剧是用北方的曲调演唱的。在南方地区，自南宋以来还流传着一种用南方曲调演唱的 戏剧，称为“戏文”或“南戏”，其体制、声腔、乐器、风格与杂剧均有不同。元代南戏仍旧只 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繁兴程度远不如杂剧，留存的作品也很少。其中较重要的有《荆钗记》、 《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它们的作者大多很难确定，题材主要依据长期流传民间的故 事。其伦理意识及生活情趣更具世俗性。至元代末年，高明写出了《琵琶记》，通过赵五娘、蔡 伯喈的家庭悲剧，比较深入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某些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由于文人的参加， 南戏的创作水平同样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并预示着它将进一步兴起。 与城市经济文化密切联系的白话小说在元代继续发展，并获得新的成就。小说的成长，需 要一批数量稳定的接受者，他们的兴趣，直接影响着小说的题材和情趣。在元代，一方面在杭
看到的讲史话 妹的 种元刻小说类话本《江白 说话木由于除上述红白蜘戏页外，设有 ,鉴别和分析都很困 波市休蚌代感也更为 步的 白相 爽磊落、无所 始料和小说木 元代小i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刨作的文言小 元代文小说员留存数量不多 对目 色 上元代文学的新精 个巴
州等都市中，唐宋以来的“说话”伎艺仍相当繁盛，另一方面，小说也借着出版商的力量扩大 其传播范围，获得更多的接受者。虞集曾提到元代的福建地区“刻书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 极乎四海”（《郑氏毛诗序》）。而现在能看到的讲史类话本的早期刻本，如《全相平话五种》、《新 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均出于元代； 说经类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亦刊于元；近年还发现了一种元刻小说类话本《红白蜘 蛛》的残页。 元代小说话本由于除上述《红白蜘蛛》残页外，没有早期刻本传世，鉴别和分析都很困难。 据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在明中叶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晚明冯梦龙编著的“三言”中， 尚存有若干较接近原貌的元代小说。合并前面所说有早期刻本的另两类话本来看，这些以元代 作品为主的话本小说重视虚构性与趣味性，其思想感情往往与市民阶层相通，在小说艺术方面 也有明显的进步。它的基本特点对后来通俗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话本小说的广泛刊刻流行引起了一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的创作兴趣，到元后期，出 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巨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水浒 传》在明初又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三国志通俗演义》借助史书的资料和民间传说，以文白相杂 的语言，展开了宏伟的历史画面，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作品中既表现出“正统”、“仁政” 等传统思想，也反映了重“义气”和崇尚智谋的市井意识。《水浒传》的年代稍迟，成就也更为 显著。 它热情地歌颂民间的反抗斗争，赞美梁山好汉那种豪爽磊落、无所畏惧的英雄性格，肯定 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大盘分金银”为象征的享乐欲望，表现出浓厚的世俗化倾向， 也渗透了重商意识。它的产生，显然和东南地区发达的商业经济有关联。正是由于肯定了自然 的人性、世俗的欲望，再加上纯熟的白话艺术，《水浒传》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有血 有肉的人物形象，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深刻演变。 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人们所知甚少。但依据极有 限的资料和小说本身的情况，仍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具有相当素养的文人。这也和元代戏剧的情 况相似。 关于元代小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 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后，在宋代一度出现显著的退化，其特点是虚构性和想象力的减弱， 资料性、知识性的增强和议论的苛严。后来则受到市民阶层的影响，出现了若干与说话相通的 因素。元代文言小说虽留存数量不多，但以《娇红记》（旧署虞集或宋梅洞作，实应为元末无名 氏作）为代表，不仅继承、发展了宋代小说的新因素，而且在表现男女主人公对自由的爱情的 热烈追求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故事情节的细致描写诸方面，都已超出唐传奇。代表中国古 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三言”、“二拍”，实际是从宋元话本和元明文言小说两方面汲取营 养而形成的，所以对元代文言小说的进步不可轻视。 元代另一种饶有新鲜意味的文学类型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 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 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 从内容上看，散曲比传统诗词大大开拓了表现范围。多半由于元代特殊文学氛围所决定， 作者的视野延伸到富于活力、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如杜仁杰的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 识勾栏》，写一个乡巴佬进城看戏，展示了一幅市井风俗画。散曲中描写妓女生活的作品异常之 多，正是元曲与勾栏密切相关的结果。至于像睢景臣的著名套数《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把 汉高祖写成一个泼皮无赖，则表明作家的视野深入于市民的心理层面，以市民的目光观察神圣 的事物。 思想性的历史进步意义集中体现在描写爱情题材上。像曾瑞的《黄钟醉花阴·怀离》套数 写一个女子对昔日罗曼史的回忆，迸出这样的句子：“待私奔至死心无憾”，与以前的诗词比较， 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同样，当我们读到名伶珠帘秀《正宫醉西施·无题》套数：“便是牡丹花 下死，做鬼也风流。”可见元代社会思想确实出现某种变革，使妇女的心灵得到自由的呼吸，尽 管这种变革限于一定的地区和阶层。在众多的咏及妓女的作品中，作家不仅反映了她们的痛苦
性的护是甜牌场略的点同情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对于人 曲作若天夫骑为，地在合市民阶层思想意制的同时，也衣 品的些调，封建政治与酒德力的 名的”的 中降在阴·自脑法方美千村汉的在游个 完全有于具 的上要文学形 、深刻的神动方而。诗有文 貉者技从 中明的在大德至天间，代表作为“元四大家
和对真正爱情的憧憬，并对她们在情场中种种情感的弱点表示同情。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对于人 性开放的宽厚态度，是以市井社会的生活形态与生活观念作为其基础的。 另一方面，由于散曲作者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他们在融合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同时，也表 现出他们自身的生活感受。 弥漫于散曲中的是一种由于世变沧桑而带来的空幻感和凄凉感。所谓“王图霸业成何用” （马致远《拨不断·无题》），“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是这一部分“叹 世”作品的基调。封建政治与道德力量的虚弱、外族入主带来的黑暗与凌辱使他们感到历史和 现实都是“空”的。 当然，这种“空”往往具有相对的意义。在元散曲中，一种典型和频繁出现的表述是对屈 原式的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的生活方式的追慕，如白朴（寄生草·劝饮》：“不达时皆笑 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前者意味着对于政治的疏离、对仕途“功名”、“荣辱”的否定， 而后者也不包涵过去常见的以隐逸为高尚的道德意味，而只是强调“自适”的可贵。这实际上 也表达了那种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要求，遂造成转向世俗生活的必要前提。 适应于抒情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较于诗、词都别具特点。一方面，散曲在遵守固定 的平仄格律的同时，可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另一方面，散曲的语言（特别是 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这些特征，使散曲成为更自由、轻灵的形式，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 活泼的情感。所谓“尖歌倩意”（芝庵《唱论》），即一种前所未有的尖新感、灵动感，构成了散 曲的主要艺术特征，从而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 的束缚，使渊源于早期民歌俗谣的美学趣味获得显著的进展。需要说明的是：散曲的尖新灵动， 同诗歌中通过一二处字眼的锤炼而表现出的新异感并不相同，它是一种率直、浅露、盗肆的感 情表现；它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取于活生生地揭示出人的欲望或本能的心理层面。如荆幹臣《黄 钟醉花阴·闺情》套数：“锦被堆堆空闲了半床，怎揉我心上痒，越越添惆怅。”或如奥敦周卿 《南吕一枝花·远归》套数写他从远方归家，与妻子相见的喜剧性一幕：“将个栊门儿款款轻推， 把一个可喜娘脸儿班回。”都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尖新感，完全有违于典雅的、情感收敛的美学观 念。 小说、戏剧、散曲在元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最为引人瞩目的成就，但绝不是说，元 代的传统文学样式不值得我们注意，实际上，它也表现出与前者同样的动向。特别是诗歌，在 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 的主要文学形式。 特别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 地位。元诗的作家与作品都很可观，它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 时期中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 系，都有特殊的价值。 元诗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至元大德之前，不过实际 上主要是指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北方和进而统一全国的三十多年，主要作家有戴表元、郝经、刘 因、仇远、赵孟 等。这一时期，社会充满兵戈、饥馑和灾难，无论是中原地区或江南地区的 士人，大多经历了亡国之痛、流徙之苦，因此在他们的诗中笼罩着时代的浓重的悲哀。当然， 因为各人所处的社会境遇不尽相同，所持的政治观念也互有歧异，诗歌作为人格的写照也就反 映出不同的心态。 在这些诗人之前，北方以元好问为代表，南方以“四灵”、严羽等人为代表，对于宋诗长期 以来重理智而轻感情的倾向进行了反拨。全国统一以后，南北潮流合而为一，这种对宋诗的反 拨也就成为元诗的主流。元代前期的这些诗人，几乎一致地主张诗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汉魏六朝。 也许他们的诗歌未必写得有宋诗那么精深，但正如明人李东阳所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 浅，去唐却近。”（《怀麓堂诗话》）其意义，当然不在于单纯地“复古”，而是恢复唐诗所代表的 重视抒情的传统。正如明胡应麟《诗薮》所谓“元人力矫宋弊”，这一导向对诗歌的发展是有重 要意义的。 中期约在大德至天历间，代表作家为“元四大家”——
珍绪冬福此怀汽面定第金相适应的 奇材益出”（清顾立《元诗进·凡例》的后期，士要作有萨都刺 这与地形 与城市生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期 击为 妖 二、明代文学镢说： 的东南沿海城市的 的变化。 批判为 人的白 动花础上的 之号
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这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经济也较繁荣，前期诗中的哀伤、 空幻的情绪基本消逝。此四家皆以盛唐诗风作为典范，主观上想制作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所谓 盛世之音，其中包含着一种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但社会现实毕竟不那么理想，他们自己的心 境也不那么平和，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仍可见到社会的疮痍与内心的不平。他们之间虽风格 各异，但处于同一块“底色”上，个性并不鲜明。所以虽然他们负有盛名，甚至被尊为元诗的 典范，实际成就并不高。 元诗的真正高潮是“奇材益出”（清顾嗣立《元诗选·凡例》）的后期，主要作家有萨都剌、 杨维桢、高启、顾瑛、王冕等。 元后期，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商业、手工业都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准。这一地区形成 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即崇尚“功利”，重视个性，政治和伦理的色彩相对淡漠，这与程朱理学 形成某种对峙的趋势。这些诗人都居住在江浙一带，与城市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如顾瑛 是个富商，王冕卖画为生，而萨都剌晚年是寓居杭州的。 他们的诗在两个方面对于认识诗的发展趋向很有意义。 一个方面是诗中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他们讴歌城市的繁荣或人生的享乐，反映了新兴市 民阶层乐观、进取的精神。另一个方面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从儒家传统的政治依附与 伦理信条中游离出来，带有个人化倾向。在他们诗中的自我既表现为向人生和自然拓张的意向， 又表现出受到现实环境压迫的苦闷和彷徨，这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实体的困境具有象征意义。 他们的诗敢于写前人所不敢写的东西，敢于用惊世骇俗的语言、意象，诗歌风格也表现出强烈 的个人特征。如杨维桢的“铁崖体”，因其怪怪奇奇的特异诗风，被有些人攻击为“文妖”；高 启诗则既有高华的一面，又有沉潜的一面，揭示了诗人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一种被 诗化了的处于日常生活中的、更富于人性的、真实的自我。总之，元后期的诗歌表现了新的历 史意识，也给中国诗史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对于元代以后的文学，过去评论者很强调“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这当然是有其 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现象。正如我们前面指 出的：所谓“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雅文学”，也深受社会 变化、市俗意识的影响。 二、明代文学概说： 自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一六四四年崇祯自缢于北京，明代的历史延续了约二 百八十年。这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在欧洲，差不多正好与明代历史相对应的 是文艺复兴时代，这一时代中，自然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内，同 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一系列重大进步，全面地撞击着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其意 识形态。而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念正在形成，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开始叩 击古老中国的大门。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一度孕育着深刻的变异。许多学者认为，元末已相 当繁荣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经历明初的衰退以后，到明中期与后期，重新 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此相应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 深刻的变化。以李贽对传统思想学说的尖锐批判为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潮曾兴盛一时。它与魏 晋时代个性解放的思潮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与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相联系的，是具有平民性 的；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追求。这些特点，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极其相似的 地方。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显得极其艰难。建立在广大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 建政治体制对于历史挑战的反应，是空前地加强专制，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历 史进程的滞塞，使中国从此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而开始陷入长期的困境。这一种复杂的背景， 也造成了明代文学的复杂性。 对历史的敏感早在朱元璋身上就表现出来。明初在恢复汉文化传统名义下进行的革除元代 旧政的努力，不仅仅反映着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针对着元代由于政治制度的松懈和思 想统治的松懈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变化。朱元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残暴的开国皇帝，以 强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在中央政权，他先后制造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谋反
击，以制 使递 化方面 元饮定的《大法》却规定 品 日是，开祖的要目的是否为物寻尖了的非文 示 能铁下去衣华济的自是性和治者的保于 ）的酒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 的吧地线治下叉然而】 被斩的高启， 的 明的文人们内心 形 ,就自有共难以抑制的力 乃全更太的发 的苏州，不复了H日的 华，而且 "子
案，连坐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又借机废除秦汉以来实行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在鼓励垦荒、扶植农业的同时，对最富于活力的东南 沿海地区加以残酷打击，以削弱这一地区的力量，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大批 地方富豪或被抄没家产，或被迫迁徙，使这一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严重挫折。他还明令“片板不 许下海”，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以贯彻“重农抑末”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 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 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 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 至抄劄”—— 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 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 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 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 “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 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 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 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 品格。 明成祖自“靖难之役”中夺得政权，迁都北京，继续推行由太祖确立的治国方针。永乐年 间郑和受遣七下“西洋”，远抵波斯湾的霍木兹，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而且先于哥伦 布、麦哲伦航海许多年。但是，撇开成祖的主要目的是否为搜寻失踪了的建文帝不论，这一次 航海也带有过于强烈的“宣示国威”的用意，它在开辟海上交通、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应有的 价值受到了限制，这样的远航也因此未能继续下去。农业经济的自足性和封建统治者的保守心 理使中国在历史机缘的大门前停止了脚步。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 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 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 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 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 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 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而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 盛行。这种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 宋人的气节。 但社会变革的因素一旦形成，就自有其难以抑制的力量。 在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以后，因元末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 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乃至更大的发展。自明代前期的后半阶段到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城 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明初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 一带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中有一节写苏州的变化，说明初的景象是“邑里潇然，生 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迥若异境”；到了他 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间，则“观美日增”，其景象是： 闾阎辐辏，绰褉（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 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 杂。 此后到正德、嘉靖，苏州的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 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这里开始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出现具有初期资本主
江西 业，都在全田有中心 商人 业发，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色机像明 种比较 归有的测 禁拜的意味 是冲陈日的 也是以 的观念 前期的衰状态中恢复生机，销走向高湘 的所的会轻济形杰的支化以及 范图数小
义色彩的雇佣劳动关系。如陆粲正德年间写的《庚已编》记苏州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 数十人”，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不仅是苏州，邻近的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诸地，纺织业都已 相当发达。再如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 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著称。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 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 也是在走向繁盛。 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像明初那种比较“清明” 的政治，一则依赖于政权对于其官僚阶层的高压控制（太祖时屡次将贪官剥皮），一则依赖于相 对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最高统治阶层其实是既不讲“天理”，更不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 一套，他们只是拿来对付别人而已。但对于享乐的追求，绝不可能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 围，它总是要不断地漫延。当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变得集中以后，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 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到明代中期，贪欲滋长、奢靡风行、政治腐败，就成为 普遍的现象。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再加上北方蒙古族的不断 侵扰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形成内外交困的形势，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千疮百孔。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 度上的真实性——对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 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王守仁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王朝的干练 的官员，他的学说包含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 点，提出“心即理”，从而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心即理”这一唯心主义的 命题，既有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过把封建伦 理的基本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化的要求。王学的另一基本命题是 “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王学于明中 期以后在士大夫中曾经盛行一时，不同的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引伸。但它终究对传统价值观具 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终究也没有为官方所认可。 而另外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不是 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放。如生活年代与 王守仁相仿的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他的《祝 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祝氏的思想颇有些芜杂，但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却是很鲜明的： 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一是强烈地怀疑权威、反抗 旧传统，厌恶人言亦言、缺乏生命活力的精神堕性。他说：“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 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 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比祝允明晚数十年的徐渭，也是以“狂 傲”著称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受王守仁学说的启迪和影响，却已超出王学的范围。他把朱熹比 之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看作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他一反历来关于“圣 人”的观念，提出：“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论中》） 既否定了“圣人”固有的神圣性，又提出为社会创造物质利益的重要。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 会思想的历史性进步。 我们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这是明代文学从 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松弛有关（洪 武朝被杀的高启和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弘治、正德年间相继刊行，可说明这一点）， 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但这 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 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但 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 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 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
近， 到· 欢 有可能恢 霍接精袋资盘程品去 澜之 学的 有利于 生自由的方 明文学 文天 到了方历以 明代后， 铁业也发能
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 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毫无疑问，他们 对宋代文学及宋代文化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 人曰非，今人亦曰非，（杨慎《文字之衰》）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中，这种偏激也是现实 的需要。而且，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 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以前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 体”以沉重的打击，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他们对 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 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见 徐渭《曲序》），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但由于他们过分拘泥于“古法”，也在创作中留下了 模拟的痕迹。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唐 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 所谓“唐宋派”，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 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他们尽管能够指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某 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与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就当 时文坛的情况来看，唐宋派的努力并无多大实效，但他们却代表着相当强大的传统势力。以反 拨唐宋派为主要鹄的的后七子，仍以文学复古为理论旗帜，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 他们比前七子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 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宗派立场、门户之见， 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模拟倾向，表现得更为特出。当时代思潮进一步朝有利于个性自由的方向 演变时，后七子的理论和创作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因而，在嘉靖后期，徐渭从与“唐宋派”完 全不同的另一个立场上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要求抛弃“复古”的理论旗帜，这就揭开了 晚明文学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 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 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 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 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 求“俗趣”。 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 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而《水浒传》刻行之后，受到文人极高的推崇，李开先、 陈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在两人从事文学的早期——都认为“《史记》而下， 便是此书”（李开先《词谑》）。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 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 和元代文人大多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而投入俗文学领域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 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 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 明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在嘉靖年代已经表现得很突出，到了万历以后，即明代后期，演 变得更为激烈。一方面，以东南地区为主的商品经济继续成长并向其他地区延伸，不但传统的 纺织业、陶瓷业等兴旺发达，有些富户财产积累至上百万（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苏州 以机房起家的潘璧成），不少地方的矿业、冶铁业也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另一方面，封建政权 对商品经济的压制和掠夺也日益严重。万历时，由于内外用兵和营建宫殿，“国用大匮”，神宗 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直接从民间工商业搜刮财富。水陆交通要道上，“层关叠征”， 税使矿监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忍无可忍，多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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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万历三十年前后的几年中，湖广驱逐陈奉，山东临清驱逐马堂，苏州驱逐孙隆，江西景 德镇驱逐潘相，都有数千甚至数万人参加，许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 在农村地区，自明中期以来的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也日益严重。在这方面，最高统治阶层 同样表现得最为贪狠。宗藩庄田，动辄数万顷，如福王朱常洵封于河南，一次赐田四万顷（后 改为二万顷）。大官僚、乡绅也都求田问舍而无底止，占田上万亩乃至数十万亩者寻常可见。这 既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游民，同时在士绅阶层内部，也造成财富聚散无常的现 象，一个官宦之家如果其子孙未能进入仕途，原有的家产很快就会被新兴的权势者侵夺殆尽。 社会因此而变得日益动荡不宁。 以政治权力为物质占有的主要依据，这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般特点。但这种占有必须是 有节制和有章可循的，才能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 由于“富民”的大量出现，权势与财富大致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已遭到严重破坏（从小说《金瓶 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为富商的西门庆对寒酸的文官常嗤之以鼻）。权力阶层当然不 甘心于此，他们凭借权力占取超常财富的欲望不断膨胀。这样，由他们所承担的国家政治机能 自然受到破坏，使得国家机器因腐败而失去它的有效性。所以，明王朝所面临的，是一种政治 制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根本性危机。尽管万历初年由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在整顿财政、 赋税和吏治方面起了一定效用，在短期内挽救了王朝的崩溃之势，却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也难以在张氏去世后维持下去。最终，由于政治腐败和大饥荒所激起的农民起义，加上关外满 洲军事集团的压力，摧垮了明王朝的统治。 在明代后期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思想界的斗争也显得格外尖锐。这时，以抑制人性、 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真实性。它既不为统 治者自身所遵行，更不为市民阶层和受到商品经济熏陶的文化人所信奉。它仅仅是强加于社会 的统治力量和封建统治的道义合理性的说明。而社会本身的历史性进步，已经到了对这种旧的 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提出挑战的时候。 于是就出现了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李贽的学说，吸收了王守仁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 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但远不能为这两家所包容。和王守仁主要站在统治阶层内部 进行道德调整的出发点不同，李贽的思想鲜明地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 对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提出全面批判的人物，李贽的学说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首先是比前 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焚书·答耿中丞》）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他还轻蔑地评 说六经和《论语》、《孟子》，说这些书要么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的弟子的 胡乱记录。这种空前大胆的言论，不仅具有打破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从根 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 重视。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说不上什么“可 鄙”。与此相联系，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 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 空谈。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也提出了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合理可行的道 德的基础。而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是历来所罕 见的。另外，他对妇女，也有比较平等的态度。譬如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 的生活受到限制的结果。 李贽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在他多 年辗转各地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具有新异的思想倾向的士人。但即使这些人，在敬佩李 贽的同时，也难免感到震惊，不敢完全赞同（如陶望龄、袁中郎、袁小修等都有这种表示）。而 那些守旧官僚，对于他更是充满仇视，不断加以迫害。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终于被逮下狱， 不久自杀于狱中。这表明了正统势力的强大。还有一位与李贽并称“二大教主”的达观禅师， 因为设法要求朝廷停止矿税，也于李贽自杀的次年被迫害致死。这对晚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 思潮，是沉重的打击。很多曾追随他们的士人，渐渐由兴奋转为痛苦，由痛苦转为消沉。 我们把自万历到明末（1573—1644）划为明代文学的后期。在这一时期中，明代文学进入